最大配资官网【音乐考研】2026年华南师范大学考研869（专硕）中外音乐简史真题解析！（独家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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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【华南师范大学869中外音乐简史】真题解析！

简答题

中国部分4选3，西方全选，每题15分、共90分

1.简述嵇康音乐思想

嵇康是三国魏末著名文学家、音乐家，其音乐思想集中体现在《声无哀乐论》中，打破传统乐论桎梏，具有鲜明思辨性：

①核心论点：声无哀乐论。嵇康认为音乐本身（“声”）无喜怒哀乐的情感属性，情感是主体内心固有，音乐仅作为客观声音刺激主体引发情感流露，而非传递情感。这一观点颠覆了《乐记》“乐者，心之声也”的传统认知，强调音乐的客观性与情感的主观性分离，体现了玄学“言意之辨”在音乐领域的延伸。

②音乐的本质与功能：主张音乐以“和”为本质，源于自然之声，其核心是声音的和谐规律。音乐的功能是“导养神气，宣和情志”，通过和谐之声调节人的身心，而非教化伦理、传递政教思想，弱化了音乐的功利性，凸显其审美价值与养生功能。

③音乐审美追求：倡导“得意忘言”的审美境界，主张欣赏音乐应超越声音表象，体悟其内在的和谐之美与精神意蕴。同时反对将音乐与政治、伦理强行捆绑，追求纯粹的音乐审美体验，对后世文人音乐审美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综上，嵇康的音乐思想以玄学为哲学根基，突破传统乐论的政教框架，确立了音乐的独立审美地位，是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史上的重要革新。

2.简述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

《黄河大合唱》是冼星海1939年在延安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，以光未然诗作《黄河吟》为词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革命音乐的巅峰之作

①创作背景与思想内涵。作品诞生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，以黄河为象征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，歌颂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与爱国情怀。它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危亡紧密结合，既展现黄河的磅礴气势，又传递民众的抗争意志，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符号。

②艺术结构与体裁创新。全曲共八个乐章，涵盖合唱、独唱、重唱、朗诵等多种体裁，各乐章既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，以“黄河”为主线贯穿始终。旋律融合陕北民歌、民间小调与西洋作曲技法，节奏刚劲有力，形成兼具民族性与艺术性的音乐风格，突破传统声乐作品的形式局限。

③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。作为抗日救亡音乐的代表作，它开创了中国大型合唱音乐的新范式，将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洋交响化手法完美融合，为后世同类作品提供了创作范本。其传递的爱国精神跨越时代，至今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，是中国音乐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经典。

综上，《黄河大合唱》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，既是时代精神的写照，也是民族音乐创新的典范，彰显了中国革命音乐的独特价值。

3.简述王光祈《东西乐制之研究》

《东西乐制之研究》是王光祈1926年出版的音乐学术著作，是中国首部系统比较中西乐制的专著，奠定了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基础

①著作核心内容与研究视角。全书以乐制为核心，系统梳理中国传统乐制（如五声音阶、十二律）、西方乐制（如大小调体系、十二平均律）及部分东方国家乐制，采用比较音乐学视角，剖析不同乐制的律学原理、形成背景与文化差异，打破单一乐制研究的局限。

②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。首次将西方比较音乐学方法引入中国音乐研究，结合文献考据与实证分析，纠正了此前对中外乐制的模糊认知。同时以“乐制”为切入点，搭建起中西音乐文化对话的框架，开创了中国音乐学术研究的新范式。

③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。作为中国音乐学的奠基之作，它填补了中西乐制系统比较研究的空白，为后世音乐学术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借鉴。其立足民族音乐、兼容中西的研究思路，推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整理与传承，也助力中国音乐学术走向国际化。

综上，《东西乐制之研究》兼具学术性与开创性，既是王光祈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，也为中国音乐学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4.简述《海青拿天鹅》

《海青拿天鹅》是中国古代琵琶独奏曲，为元代以来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琵琶传统曲目之一，被誉为“琵琶古曲之珍品”

①题材渊源与内容主旨。作品以北方游牧民族常见的“海青捕天鹅”狩猎场景为题材，海青作为猛禽象征勇武，天鹅代表灵动，乐曲通过音乐叙事，生动展现了捕猎过程中的追逐、搏斗与胜利场景，兼具写实性与艺术性，是民族生活场景的音乐写照。

②艺术手法与音乐特征。采用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，如扫弦、轮指、挑勾等，通过力度强弱对比、旋律起伏变化，刻画海青的迅猛与天鹅的周旋。乐曲结构为多段体，段落衔接流畅，主题鲜明且发展充分，既保留传统琵琶曲的叙事性，又凸显乐器的表现力。

③历史地位与传承价值。作为琵琶古曲的经典代表，它见证了元代以来琵琶艺术的发展历程，是研究中国古代器乐叙事手法的重要范本。其融合游牧文化与中原音乐元素，不仅丰富了琵琶曲库，更对后世琵琶曲目创作与演奏技法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至今仍是舞台经典曲目。

综上，《海青拿天鹅》以独特题材、精湛技法与深厚文化底蕴，成为中国古代器乐作品中的瑰宝，彰显了传统琵琶艺术的独特魅力。

5.简述中世纪格雷高利圣咏

格雷高利圣咏是中世纪天主教官方宗教音乐，因教皇格雷高利一世整理规范而得名，是西方音乐史上早期复调音乐出现前的核心音乐形式

1. 起源背景与宗教属性。公元6世纪，格雷高利一世为统一教会礼仪、强化教会权威，组织整理各地宗教曲调，形成统一的圣咏体系。其服务于天主教礼拜仪式，歌词均为拉丁文宗教文本，内容贴合《圣经》教义，是宗教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，严禁世俗化改编。

2. 音乐特征与艺术风格。采用单声部无伴奏旋律，节奏自由且依附于拉丁文歌词的语音韵律，无固定节拍。调式为教会调式（共8种），音域较窄、旋律平缓，以级进为主，避免大跳，整体风格肃穆、庄重、内敛，契合宗教仪式的神圣氛围。

③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。作为中世纪音乐的基石，它奠定了西方宗教音乐的发展框架，其教会调式体系为后世西方音乐调式理论提供了基础。同时，圣咏的记谱法从纽姆谱到四线谱不断发展，推动了西方音乐记谱体系的完善，也为11世纪复调音乐如奥尔加农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

综上，格雷高利圣咏兼具宗教功能性与艺术价值，是连接古代与西方近代音乐的重要桥梁，对西方音乐发展史影响深远。

6.简述歌剧的诞生及早期的发展

歌剧诞生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佛罗伦萨，是融合音乐、戏剧、文学、舞蹈等元素的综合艺术形式，其诞生与发展标志着西方近代音乐的重要转折

① 诞生背景与动因。歌剧的诞生源于佛罗伦萨“卡梅拉塔社团”的艺术探索，成员们推崇古希腊悲剧，主张恢复“音乐与戏剧结合”的艺术形式，反对当时复调音乐过度繁复、掩盖文本的弊端，追求单声部旋律与戏剧情感的契合，旨在通过音乐强化戏剧表达，1597年《达芙妮》（已失传）被视为第一部歌剧。

②早期歌剧的核心艺术特征。旋律以宣叙调与咏叹调为核心，宣叙调模仿说话语气，推动剧情发展；咏叹调旋律优美，抒发人物情感。伴奏以通奏低音为基础，由羽管键琴、琉特琴等乐器支撑，织体简洁，突出人声与戏剧内涵。题材多取自神话、传说，贴合人文主义思潮。

③早期发展与地域传播。17世纪初，歌剧在意大利逐渐成熟，蒙特威尔第的《奥菲欧》确立了歌剧的基本结构与表现手法，成为保留至今最古老的歌剧。随后歌剧传入罗马、威尼斯等地，威尼斯建立首个公共歌剧院，推动歌剧世俗化与普及化，为巴洛克时期歌剧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
综上，歌剧的诞生是人文主义思潮与音乐艺术革新的产物，其早期发展确立了综合艺术的核心范式，对西方音乐后续发展影响深远。

7.简述勃拉姆斯

勃拉姆斯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时期重要作曲家，与巴赫、贝多芬并称“德国音乐三B”，其创作兼具古典传统底蕴与浪漫主义情感，是连接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键人物。

①创作理念与风格定位。勃拉姆斯坚守古典主义音乐形式，推崇巴赫、贝多芬的传统，注重作品结构的严谨性与逻辑性，反对瓦格纳、威尔第的“新德意志乐派”对传统形式的突破。其作品既保留交响乐、奏鸣曲等古典体裁的框架，又融入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与诗意内涵，形成“古典形式+浪漫情感”的独特风格。

②核心代表作品与体裁贡献。作品覆盖交响乐、协奏曲、室内乐、艺术歌曲等多种体裁，代表作有《第一交响曲》、《匈牙利舞曲》《德意志安魂曲》等。他完善了浪漫主义时期室内乐创作，丰富了艺术歌曲的表现力，其交响乐作品既延续古典传统，又赋予管弦乐新的色彩层次。

③历史地位与音乐影响。勃拉姆斯的创作平衡了传统与革新，为浪漫主义音乐注入理性力量，抵制了极端浪漫主义的过度主观化。其音乐思想与创作技法影响了后续布鲁克纳、马勒等作曲家，同时守护了德国古典音乐传统，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多元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支柱，彰显了古典传统在浪漫时代的生命力。

综上，勃拉姆斯以严谨的形式、深厚的情感与对传统的坚守，在浪漫主义音乐史上占据独特地位，其作品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，影响深远。

论述题

中国2选1，西方无选，每题30分、共60分

1.论述敦煌璧画的乐舞图像的历史价值

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图像，贯穿北魏至元代千余年历史，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图像以石窟为载体，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乐舞形态、乐器形制与文化交融场景，弥补了文献史料对乐舞记载的不足，为研究中国古代乐舞史、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佐证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多元历史价值。

一、补史证史，还原古代乐舞发展脉络。敦煌乐舞图像涵盖宫廷乐舞、民间乐舞、宗教乐舞等多种类型，可与文献相互印证、补遗。如北魏壁画中的《天宫伎乐图》，描绘了飞天伎乐演奏箜篌、琵琶、筚篥等乐器的场景，印证了《魏书·乐志》中对西域乐器传入中原的记载；唐代壁画《反弹琵琶》展现的胡旋舞姿态，与白居易《胡旋女》诗中“左旋右转不知疲”的描述高度契合，直观还原了唐代胡舞盛行的风貌，解决了文献记载中乐舞形态模糊的问题。

二、见证多元文化交融，彰显文明互鉴成果。敦煌作为丝绸之路要冲，乐舞图像融合了中原、西域乃至中亚、印度的文化元素。壁画中既有中原传统的琴、瑟、钟、鼓等乐器，也有西域传入的曲项琵琶、五弦琵琶、羯鼓，还有受印度影响的伎乐飞天造型。如北周壁画中的伎乐人像，服饰兼具西域胡风与中原特色，演奏的乐器既有本土的排箫，也有西域的筚篥，生动展现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，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特质的实物体现。

三、勾勒乐器形制演变，奠定音乐考古基础。敦煌壁画系统记录了各类乐器的形制变化，为乐器史研究提供了连续的实物资料。以琵琶为例，北魏壁画中多为直项琵琶，唐代则以曲项琵琶为主，且出现了反弹琵琶的演奏姿态，反映了琵琶从西域传入后，形制与演奏技法的本土化改造过程。此外，壁画中记载的箜篌、筚篥等乐器的细节，填补了古代乐器形制演变研究的空白，为音乐考古学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敦煌壁画乐舞图像不仅是艺术瑰宝，更是跨越千年的“乐舞活史书”。其在补史证史、见证文化交融、梳理乐器演变等方面的价值，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乐舞与文明交流的核心史料。这些图像所承载的多元文化基因，彰显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为当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与精神滋养。

2.论述鲁迅艺术学院

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成立于延安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艺术院校，以“培养抗战艺术干部、创造抗战艺术作品”为宗旨。鲁艺立足革命沃土，将艺术创作与民族救亡事业紧密结合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艺术教育体系，其办学实践与艺术成就不仅影响了战时文艺发展，更奠定了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根基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一、构建革命艺术教育体系，培育骨干人才。鲁艺设立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戏剧四大系，汇聚了冼星海、吕骥、贺绿汀等一批优秀艺术教育家。教学坚持“理论与实践结合、艺术与政治结合”，既开设专业课程夯实基础，又组织师生深入民间采风、参与战地宣传。培养出马可、郑律成等大批艺术骨干，他们毕业后奔赴各抗日根据地，成为革命文艺传播的中坚力量，为抗战文艺事业注入了鲜活活力。

二、创作文艺经典，服务抗战大局。鲁艺师生以笔为刃，创作了大量贴合时代、鼓舞民心的艺术作品，尤其在音乐领域成就斐然。冼星海在鲁艺期间创作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《生产大合唱》，以磅礴气势歌颂民族精神；贺绿汀的《游击队歌》旋律简洁有力，成为抗战军民的精神号角；郑律成的《八路军进行曲》彰显了军队风貌。这些作品将民族音乐元素与革命情感融合，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。

三、引领文艺方向，奠定民族文艺根基。鲁艺确立了“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、为革命战争服务”的方向，打破了传统文艺的精英化局限，推动文艺走向民间。师生深入陕北农村，搜集整理民歌、秧歌等民间艺术，改编创作了《白毛女》等经典剧目，开创了民族化、大众化的文艺新范式。这种将艺术扎根民族土壤、贴合时代需求的理念，为新中国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，影响了后世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格局。

鲁艺不仅是抗战时期的艺术教育重镇，更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精神地标。其培育的人才、创作的经典、确立的方向，深刻塑造了中国现代文艺的面貌。鲁艺所秉持的“文艺与时代同频、与人民同心”的理念，穿越时空依然具有重要价值，为当代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、扎根人民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与精神滋养。

3.论述19世纪持克音乐文化

19世纪的捷克处于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，音乐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，实现了从依附外来影响到构建本土风格的跨越。这一时期的捷克音乐以民族解放为内核，融合民间音乐养分与西方古典、浪漫主义作曲技法，诞生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音乐家与作品，既推动了本国音乐的独立发展，也为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注入了独特的民族活力，成为民族音乐文化觉醒的典范。

一、民族复兴驱动，构建本土音乐内核。19世纪上半叶，捷克民族意识觉醒，“民族音乐”成为文艺领域的核心追求。音乐家们深入民间搜集整理民歌、舞曲，将波尔卡、富里安特等本土舞曲形式融入创作，摆脱了德国、奥地利音乐的长期影响。斯美塔那作为“捷克民族音乐之父”，率先以音乐诠释民族精神，其交响诗《我的祖国》开篇《维谢格拉德》，以恢弘旋律歌颂捷克历史荣光，成为民族音乐的精神象征，奠定了捷克本土音乐的发展根基。

二、大师辈出，铸就音乐经典丰碑。19世纪中后期，捷克音乐迎来黄金时代，涌现出斯美塔那、德沃夏克等世界级作曲家，其作品兼具民族性与艺术性。德沃夏克在继承本土传统的同时，融合西方交响乐范式，《第九交响曲（自新大陆）》既融入美国黑人民歌元素，又暗藏捷克民间旋律，实现了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的对话；歌剧领域，斯美塔那的《被出卖的新嫁娘》以民间喜剧题材为核心，采用大量捷克民歌旋律，成为首部享誉欧洲的捷克歌剧，彰显了本土题材的艺术魅力。

三、推动民族音乐传播，影响欧洲音乐格局。19世纪捷克音乐家不仅深耕本土创作，更积极推动民族音乐走向世界。德沃夏克曾担任美国国家音乐学院院长，其创作与教学活动将捷克音乐风格传播至美洲，促进了跨文化音乐交流；同时，捷克音乐的崛起打破了欧洲音乐由德奥主导的格局，为波兰、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民族音乐复兴提供了借鉴。布拉格音乐学院的建立（1843年），更系统培育了民族音乐人才，形成了完整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，保障了本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。

19世纪捷克音乐文化以民族复兴为灵魂，以民间传统为养分，以大师创作为支撑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体系。其不仅实现了捷克音乐的独立与崛起，更诠释了“民族的即是世界的”音乐理念。这种将本土文化与艺术创新相结合的发展路径，为后世各民族音乐的传承与突破提供了宝贵经验，彰显了民族文化在世界音乐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与永恒生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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